一部纪录片，让你读懂“乡村里的中国”

人物简介

焦波，1956年出生，著名纪录片导演、摄影家、《人民日报》海外版原记者、国务院新闻办图片库艺术总监。出版中、英、德、法、韩等文字版大型影像作品《俺爹俺娘》,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获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纪录片大奖。

2012年这一年是闰年，原本一年的拍摄持续了373天。导演焦波没有想到，他和他的“零经验”团队能够一口气获得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纪录片大奖等八个奖项。一共300多天的执着坚守，细腻再现了一个乡村一年里的春夏秋冬、喜怒哀乐、恩怨情仇、鸡飞狗跳……

3月15日，《乡村里的中国》在北京海航天宝电影院首次面对普通观众，30元一张的观摩票，三场放映，600余名通过微博、微信慕名而来的观众，看完不走，每场交流近1个小时，最后掌声经久不息。“这片子邪门，笑着哭了，哭完又笑，黑暗的掩映下，我老泪纵横……”一位观众感叹。

“中国很大，如果都用大词汇和大场景去记录它，中国不会真实。但走到每一个细部，真实的记录，这一切的‘小’拼接在一起，就会构成中国更真实的面貌。小的是美好的，小的才是大的，小处才更加真实。”主持人白岩松这样评价。

“文化人”老杜

片子是从2012年立春拍起。杜深忠，来自山东一个叫杓峪村的58岁农民，在这一天的清早，一边将羊群赶出了圈，一边用毛笔在它们的头上画了一个红道儿，然后径直走到村口的一面土墙，写了一个极漂亮的“春”字，随即自言自语道“龙年春到发羊（洋）财”。

焦波说，“遇到老杜很幸运，他让这个片子提高了一个层次。”

焦波至今还对到杜深忠家的第一次造访记忆犹新。当时杜深忠正蹲在门框边写着什么，旁边还放了一个破旧的脸盆。老杜说：“焦老师，我没钱买宣纸，每当太阳从门框里射进来，随着季节不同，形状不同，到夏天很短、冬天很长。早晚也不一样。但我觉得这射进来的光影就是很好的宣纸。”

“这话说得太有艺术性了，他每天都在方框里写《道德经》，抒发他对艺术的情怀、对文化的热爱。”焦波不仅惊讶也很惊喜。

“啥？你要拍俺俩？俺俩吵了一辈子，就是一部战争片！”杜深忠老婆张兆珍一句山东土话把焦波给逗乐了。

的确，在老婆张兆珍眼里，杜深忠就是一个每天只知道写字看书、拉二胡，“头顶炭火不嫌热”的人。让他去山上给果树上罩，结果过了一会儿，他老婆发现他躺在山坡上看书。就连他们的村支部书记张自恩也这样醋他，“你是咱庄里的才人，就是苹果比别人管的少些。”

快拍到两个月的时候，老杜突然提出要买琵琶。“盯紧了，看他买不买。”焦波对跟拍老杜的摄制组人员说。“琵琶就是圣乐、天籁之音，每当听到都会神情荡漾。”“老杜的这番话让我也对琵琶的向往飘飘然起来”焦波说。

最终，老杜还是咬牙到城里花690元买了一把，对妻子撒谎说是490元。后来发现真相的妻子火了：“你为这个家庭想吗？谁没有鞋？谁没有棉袄？……你想吗？”“人需要吃饭，可精神也需要填补！”杜深忠争辩道。

这样的争吵在老杜两口子那儿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比起现在的电视剧，他们吵架吵得有层次、有水平、有格调。重要的是内容而非吵架本身。”看过纪录片的一些观众这样评价。

而焦波的老婆说，“他俩吵架像是说相声，一个捧哏一个逗哏。”

“她是实实在在的过日子，而她男人总有一些想法。这实际是梦想与现实的冲突，也是农民精神需求和物质现实的冲突。”焦波知道，像杜深忠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每个村子里都有。他们有文化、说事很明白，老百姓有事情、打架了都叫他给调解。在村子里很可贵。

杜深忠尊敬知识分子，听说焦波拍过《俺爹俺娘》，他更是敬佩：“焦老师那么有成就的人物，俺吃啥他吃啥，俺躺地里他也躺地里。除了头型，哪儿都像村里人。”

焦波却说，“我就是个‘城市农民’，至今有很多生活习惯我都保留着在农村生活时的样子。我和他很像，如果当年没有走出农村，我就是他。”

“但是很多事情上我不如杜深忠，他现在每天看报纸，从20岁退伍到34岁结婚，他一直在家里看书写作，看的又多又杂，父母不给他送饭送水，他都忘了吃。结婚第二天就到北京上鲁迅文学院去了。他是个有理想的人，追求精神生活。”

所以杜深忠也痛苦，他对儿子杜海龙说“你妈她不知道我是谁,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是我最大的痛苦。”很多观众看了片子之后，都觉得自己和杜深忠很像，尽管自己不是农民。

有一天，老杜推开门说，“焦老师，你今天漏掉一个精彩的镜头，我们两个人吵了一辈子，就今天是最厉害的一次，打得不可开交。就为了我在地上写字，打了两个盆。我抱着铺盖就走，结果到了村边上，我想想不行，因为我答应你配合你一年，我走了的话对不起你。”

实际上，焦波觉得，他和杜深忠的信任建立在对精神文化层面的理解与尊重。

杜深忠是那个有着农民样貌的文化人，而焦波则是那个用文化视角记录他们的“城市农民”。

经过自己近一年的练习，杜深忠终于抱着他的琵琶在村里新修的广场上参加了春节联欢会的演出，和几个二胡合奏《沂蒙山小调》，给唱歌的老婆张兆珍伴奏。直至演出结束，其他人都已下场，唯独他一人还陶醉在他的琵琶乐曲中。

“下去吧！”台下有人忍不住大喊，杜深忠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焦波说：“我理解他，为了这个舞台他盼了多少年？他渴望拥有这样一个舞台来抒发自己、表现自己。”最终，焦波决定让这一幕作为影片的结尾。

青春里的阵痛

能够遇到杜深忠这个主角，还要得益于焦波第二次到杓峪村踩点碰到的两个大学生：一个是杜滨才（小名磊磊），另一个便是老杜的儿子杜海龙。

“去他家拍吧，我是个单亲家庭。他还会跳迈克尔·杰克逊的舞蹈呢！”杜滨才指着杜海龙对焦波说。

磊磊两岁时，父亲杜洪法患了神经病，他妈妈就走了。相隔19年，很多亲友都劝他去和母亲相认，可他一直不肯，说要等毕业以后。

磊磊曾偷偷告诉焦波：“我为什么不去，因为我妈已经有一个家了，而且我在上大学，如果她给我钱的话，我再去肯定会影响那个家的生活。”

“多少个姨娘啊、婶子啊，都填补不了这么多年你心里的空儿。你家就这个条件，看你自己争不争气了。”磊磊的伯母张光爱对杜滨才说。

实际上，杜滨才自小刻苦，考入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后，靠奖学金赚得学费，还曾荣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他的父亲杜洪法以他为骄傲，整天拿着儿子的获奖证书摆弄来摆弄去。

杜滨才在学校的时候打电话给爸爸总是很客气，问爸爸的近况。可回到了家里，他却说：“我不愿意回这个破家，这个破家对我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

后来，杜洪法对焦波说“实际上这孩子是缺少母爱。”

磊磊最终还是同意与伯母一起到母亲那儿看看，见面那天的场景，很多观众疑惑怎么没像以往电影里演的那样抱头痛哭，甚至还很随意？“实际上，积蓄了这么多年的复杂情感有这种表现才是真实的。”焦波说。

当妈妈后来说了一句“19年了啊！”话音还未落，磊磊失声痛哭。

在杓峪村的春节联欢会上，磊磊含泪唱了一首《父亲》：“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只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

这首原本在演出计划之外的歌唱哭了好多村民，父亲杜洪法则扭过身，透过镜头，可以看到他哭得扭曲的侧脸。

与磊磊的成长之痛有所不同，杜海龙的学业是靠姐姐外出打工成就的。

走进杜深忠的家，家徒四壁。土墙上除了老杜的字画，最显眼的莫过于近乎一面墙的奖状。而这里面，不只是弟弟海龙的，还有不少是仅大他一岁姐姐小梅的。

只是为了70元钱学费交不上，90后的小梅15岁就不上学，养活这个家，供弟弟上学。现在在滨州市的一家纺织厂做验布工作。

说来也巧，焦波在那儿拍摄的一年，正好赶上小梅交男朋友。片子里记录了她第一次带男友与老杜一家见面，到后来的定亲、结婚。

结婚前夕，杜深忠从家里拿出了2万元钱硬塞给女儿，小梅边哭边说：“你们养我那么大了，还要搭上这么多钱，还是留给我弟弟上学用吧……我拿一半吧。”

办事当天，与小梅的夫家笑不拢嘴不同，老杜夫妇的表情显得很沉重，他们一直觉得亏欠这个懂事的女儿。弟弟海龙坐在婚车里，一边紧紧握住姐姐的手，一边使劲地抹去喷涌而出的泪水。

“拿着人肉换猪肉”

没过多久，焦波突然听说村里有一个到贵州打工的年轻人从8米高的架子上摔下来，电话里说是摔残了，医院还下了病危通知书。

几天以后，老婆张兆珍对老杜说“张自军在外面干活摔死了，这让家里老人怎么受！”杜深忠懵然停下手中的笔，张着嘴，半天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焦波原本想带着一拨摄制组赶到贵州的医院拍，可村里这边的人手实在不够用。只好留在张自军的家里拍，可到后来焦波有些拍不下去了。

此时，张自军的妈妈还并不知道儿子去世的事情，老太太每天看着时钟滴答走过每一秒，盼望着儿子早点回来。

已经觉察出事情真相的老父亲则表现的比往常更镇定，张罗着先给儿子做口棺材，“杀（砍）一棵树不行，得杀两棵，要厚一点，和我的那口一样。”

焦波劝慰老人说：“你一定要挺住，否则这个家就完了。”

老人说：“我谁的话都不听，就听你的！”

骨灰被运回村里落葬的那天，爷爷告诉4岁的孙子，“你爸爸以后就在这儿了，不回去了。”

没想到孩子披麻戴孝，天真地问：

“那是俺爸爸的家吗？

爷爷说：“对了，这是你爸爸的家。”

“门口怎么这么小？”

“不小，这里头很宽敞。”

顿时，四周帮忙干活的人此时都鸦雀无声。

爷爷深深地叹了口气。

“咱这些山里孩子出去打工，真是一个要命的事。实际上农民工80%以上，都是逼着出去的。出去是一把辛酸泪，打工的情况我知道——简直就是拿着人肉换猪肉吃。”杜深忠愤慨之余想起早些年，为了给儿女交学费，每到快开学时，就到莱州打工的事，给人剥玉米壳，干的都是当地人不愿意干的活，挣几百元钱就回家来。“拼命，我5年就掉13颗牙！”

“咱这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所以说我多么盼望你走出去，学习期间一定好好努力。我多么盼望着你成才!”“我失败了一辈子，你别看我一辈子不成功，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这是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泪。”杜深忠将自己切身的痛楚感悟抛给了儿子杜海龙。

爱之深恨之切的土地

影片里选定的这座村庄离焦波的家乡不远，只隔了一座山。对位于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的杓峪村，他十分了解。和一些以外出打工为主的村庄不同，这里的打工人口比重仅为30%，当地盛产的“沂源红”苹果是农民创收的主要来源。

焦波带领着摄制组也记录了村民们从种到收的全过程，初春时节，有村民曾充满自信地说：“焦老师，丰收时你将拍到特别漂亮的场面，到时候整个路上都是来拉苹果的汽车。人山人海，你们的工作车都开不进来！”

其实，这也是焦波所期盼的，还可以显得“主旋律”一些。

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今年一个车也没来。由于苹果市场过剩，全国的情况都不太好。水果商贩和村民较劲，靠等农民不得已出售的时机。

最终，杜深忠不得已以2.35元的低价，卖出了自己辛苦一年收获的7300来斤苹果。他对同村人慨叹：“这些年我在果树上付出的努力已经很多很多，但花十分代价得不到三分收入。”

村民很有同感：“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裤子改棉袄。”

“土地能给予农民什么？一年几千元钱收入，说实在的，对得起他们么？都说惠农政策，到底农民得到多少？”焦波理解，杜深忠对土地的复杂情感，是“爱之深，恨之切”。

一次，焦波跟拍杜深忠参加族人葬礼，杜深忠指着一座坟对焦波说，那就是俺爹俺娘的坟。“老人在这里，我太不恭敬了。”焦波跪下，对坟磕了三个头。杜深忠惊讶又感动。“焦老师，你把摄像机和录音笔都关了吧，我跟你说说心里话。”

“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我对土地一点感情也没有！就是没办法，无奈。如果有，何必叫孩子千方百计出去上学？”

焦波一愣，百感交集。在拍片之前，他觉得自己很了解中国农村，但是现在看来并不是真正了解。比如说，农民的这种追求，原来觉得不就是种地吗？面朝黄土地朝天。实际上，现实当中那种艰难，艰难当中那种挫折，挫折当中那种无奈，无奈当中又那么坚持。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农民很苦、很难那么简单。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虽然诗歌表达的语境不同，可是迸发心底的那份复杂而炙热的情感却是可以用来比拟像杜深忠这样朴素的农民。

杜深忠很在意这片青山热土。看到村民把古树卖到城里搞绿化，他愤愤地说：“这叫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只看见钱了。”

有一次，老杜和老婆去地里收拾被獾糟蹋了的玉米，面对老婆的咒骂，杜深忠却说，“獾是国家级保护动物，可恨之人是那些卖假种子的。”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在这个村刚从临沂划到淄博时，焦波就来采访过。为什么对此地情有独钟？“就是因为我看中这个地方的人眼睛里的干净。沂源县是沂河的源头，生态保护得特别好。只有眼睛干净的人、心灵才是干净的，环境保护得也好。”

这一年过得辛酸苦辣

“‘三’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是个很吉祥的数字。三顾茅庐、三山五岳、三人成虎……，我这部片子也设了三条线：杜深忠是文化线，磊磊是情感线，而张自恩则是政治线。”焦波分析说。

张自恩在部队当过四年后勤兵，退伍回乡后，他38岁当村支书，当时已经干了10年。跟拍张自恩的目的还有一个：通过他的身影，可以记录更完整的村庄轨迹。焦波觉得，“他或许不是优秀村官的代表，但肯定是个有代表性的村官”。

可是一年跟下来，张自恩过得真是辛酸苦辣。

县里派来的包村干部魏自军给村里修小广场，“杀”了村民的树，村民不找包村干部，只找张自恩“打仗”，张自恩只好替他打架；为了给村里找点旅游项目，他搭上自家的鸡蛋，到开发商家里去；一个公司支援他们村里3万元钱，用来打井和安装自来水管，村里有人觉得他贪污，找人查他的账……一年来把张自恩折腾得不轻，他也骂“到时候我一个一个办他”。

一天晚上，平时军人做派的沂蒙汉子扛不住了。焦波接到张自恩的电话，“他问我在哪，我一听口气不对，就问他在哪，他说老婆不在家，喝了点酒，在山上呢，你能不能来一趟。”焦波立马带着机器过去了。见到焦波，张自恩哭了，说：“焦老师，我太烦心了，你看弄点事，群众不满意，家里老婆孩子对我不满意，领导不满意，今天又批评我了，我心里难受。”

“你当过兵、见过世面，还能被这点事情打垮？再说，你也要理解群众。”焦波给张自恩宽心。第二天，张自恩该怎么样又怎么样，又恢复他以前的样子了。

这也是基层干部最真实的状态之一。

有个安放乡愁的地方

对农村题材的关注，其实焦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本身出身农民，一年20多次回到家乡，与父母之间有着割舍不了的感情。为此，对农村的这种情结就特别的深。”拍《俺爹俺娘》他拍了30年，不仅是拍自己的父母，包括整个家族以及所属的村子，2002年的大年初一，焦波为全村近1000人拍了张全家福，算是对乡亲们的回报。

2000年4月30日那天，白岩松到焦波家来拍摄《东方之子》，中午吃饭的时候，焦波一边吃着煎饼，一边向白岩松问道，“岩松，我想用摄像机拍拍我父母。”随即白岩松说道：“焦波，你赶快拍，再不拍就没了！”这句话对他的触动很大。

回到北京后，焦波花3万元买了部DV，一个月后再回去，3天之内拍了9盘带子，虽然那时候对摄像不熟，但是那时候拍的东西特别真实，以后在《俺爹俺娘》的纪录片当中用到的也特别多。

焦波突然感悟到，“抛开技术的层面，你更能抓到一些更真切的东西。如果过于掌握技术，可能拍出来后就太形式化。拍出好的纪录片，要长期关注一件事情，善于观察，捕捉最佳瞬间、将最好的故事记录下来，而技术应该排在第二位。”

2012年元旦，在北京打拼了20多年的焦波已经在单位上提前退休。辞行时，电影局的一位领导对他说：“你去做一件事吧，我有一个构思，策划四五年了，一直没有实现，和几个电影制片厂说都实现不了。不是要价太高的问题，而是要求你必须扎扎实实在村子里待一年，一天也不能离开。这是硬指标。而且2012年还闰一个月。大家都说很难。我觉得你还能行，能沉得住气。”

买完拍摄设备和车辆，焦波发现有限的经费已经请不起专业的摄像、剪辑、导演，只能在自己的学生中物色人选。最后他选了五个人:四川传媒学院的大四学生剧玺博、李梦龙，淄博职业学院的专科生刘晓晨、陈青。还有被焦波收为徒弟的汶川地震孤儿刘明富，5个人平均年龄只有21岁。

出发前，有人为焦波担忧，“你这一年，有一段时间很难过下去。要有思想准备。”

完事以后，焦波坦言，“过程中矛盾虽有，但没有一个人说我不干了，走人了。”

“我和孩子们说，这个片子是要在电影局立项的，要拿龙标的。也可能拿奖，但不要想着去拿奖。当时他们都撇撇嘴说不可能。”

后来，我告诉孩子们我父母亲的两句话：父亲那时候叫我拉大锯，干木匠。木匠里有句话“百日斧子千日锛，大锯只需一早晨”，意思是说砍斧子很难学，锛更难学，拉锯一早上就能学会。但为什么还老是在拉，我就不理解。父亲说，当木匠学三年徒，就是让人懂得一个道理，磨磨性子，路要一步步地走。懂得这个道理，不当木匠，干什么也都能干好。

我母亲推石磨磨煎饼糊，每天天不亮，她已经把一大盆煎饼糊推好了。我母亲是个小脚老太太，我问她，那么大的石磨，你那么小的劲怎么推，你怎么想的？母亲说，俺啥也没想，就是抱着磨棍往前走，走一步不就少一步么？

373天就是这样，什么时候到了0天的时候就完成了，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天。

海航集团文化艺术总监杨浪觉得，“如果真是一批专业导演去拍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孩子们拍摄的就是他们对身边的生活变化最本能的、最真实的感受。回过头来看，电影门槛有多高？艺术的门槛有多高？看看《歌德谈话录》、拉奥孔，人家早就说了，什么是最好的艺术？就是真善美，这是艺术的最高标准。”

制片人、中央新影集团总裁高峰说：“纪录片最大的价值在于社会认知。当下的纪录片有很大误区，只关注所谓历史文化，关注动植物却不关注人，尤其不关注底层人民，而这部影片体现了纪录片的真正价值。”

结语

这是一次373天的驻村拍摄，这是一个乡村里的373个平凡昼夜，这也是真切而有温度的乡村百图。

无论你生活在农村，亦或是城市，这些村里人的命运都并非与你无关，这里有所有人的影子，也是整个中国的投影。如此而来，那些思乡情怀荡漾着的人们才能“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